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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华报】还我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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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案或酿司法奇冤


亨利(Ivan Henry)很可能被命运捉弄了一番,尤其令人感慨的是,26年前宣布他犯罪被上镣铐时,现场竟有几名警察笑逐颜开。这对亨利本人来说,绝不是件可笑的事情,而是一个悲惨遭遇。

亨利一案之所以能获重审,起因于检察官康诺尔无意中发现另一起案件有太多类似,她称之为“完全的巧合”(a total coincindence)。要不是这位老检察官的细心与坚持,一直喊冤的亨利根本告诉无门。

每个人就活一辈子,而不管这辈子是多长时间。如果亨利终被“平反昭雪”,失去的岁月是什么也补偿不了的。

省选在即,该案是否成为一个指标,来判断本省司法是良吏还是昏吏,似有相当的想象空间。倘若真是一起冤案,仅在本省是否还有其他“巧合”?想起来就让人心头一紧。



披阅卷宗惊觉误判

为审理皮克顿(Robert Pickton)猪场杀人案,卑诗省检察官康诺尔(Jean Connor)坐在办公室里,调阅80年代本省强奸案存档卷宗。

当她查阅到一个强奸犯作案记录时,突然被一种“巧合”震惊了,因为里面记载的几起犯案细节,跟一名叫“亨利” (Ivan Henry)的入狱者所受指控几乎一模一样,而亨利是在1983年5月被判刑的。

年届退休的康诺尔在司法界享有盛誉,本省典型的案例都装在她脑子里,33年丰富的办案经历也让她养成敏锐嗅觉,遂使她产生上述颇为奇特的联想,预感到有什么重要事情隐而待发。抓起这份卷宗匆忙下楼,康诺尔来到同事卢彻恩库(Mike Luchenko)办公室,而卢彻恩库正是当年参与处理亨利案的当事人之一。一见面康诺尔就念起卷宗内容,然后意味深长地问:“这是谁?” 卢彻恩库脱口而出:“亨利!” 康诺尔摇摇头:“这是另外一个案子”。

卢彻恩库在办公室存有亨利案的法庭备忘录,拿出对比,也感到两者非常相像,袭击对象都是单身妇女,作案地点都是公寓一层或地库。

随后卢彻恩库与康诺尔一起去找上司希克斯(Mike Hicks)大法官,将两案相似之处和盘托出。最终此事上达到省律政厅长欧博里(Attorney-General Wally Opal),然后任命资深的温哥华刑事律师多斯特(Len Doust),委托他调查是否有司法误判现象。据说多斯特已草拟出一份报告,但至今仍密不示人,他只是提出需要给亨利提供“司法援助基金”(legal aid funding),这种姿态已说明一定问题。



往事不堪回首

1982年,温哥华警察对一排人让受害者指认:谁看着像对你犯罪的人?就在这种指认过程中,排在12号位置的亨利就被万分不幸地“遴选”出来,从而被指控犯有多项性攻击罪行。

指证当天并没有马上审判,而是予以释放。亨利给法庭留下口供后,忙于给尚还年幼的孩子寻找托儿所(babysitting)。不过在同年7月29日,他则在 Mile House 100号再次被警方逮捕。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被放出来。

1983年,亨利的“罪案”结束审理,他一度被指控犯有19项罪行,后来被减至10项罪状,其中涉及到8名妇女。那时还没有使用DNA检测手段,主观臆断的可能性很大。

当年在上诉法庭上,现场有3名警察把他当庭羁押,镣铐加身,以往的自由人顿时锒铛入狱,至今还遗留下其情其景的档案照片。



上诉获得重审

亨利一直坚持自己是“一个清白的人”(an innocent man),他说自己没有干过CC821614起诉书中罗列的任何一件罪状,在所谓“犯案”的时间段中,也从未见过任何受害的女人。

自从1983年11月10日被公开宣布是“一个危险的犯人”(a dangerous offender)之后,亨利就没有放弃过为自己洗刷“强奸罪名”的努力,先后提出过多达55次申请,要求卑诗省上诉法庭(The B.C. Court of Appeal)重新审理他的案子。然而省上诉法庭对亨利的申诉总是置之不理,并视之为无关宏旨吹毛求疵。

在已经狱中服刑26年后,亨利终于获得重新审理的机会,对他是否真正犯罪准备听取新的证据。在一份申诉材料中亨利表示,当时被指证时,他是被警察强行拖入接受指证的行列之中,双手被警察强行板到身后,根本无法动弹,处于受人宰割的弱势状态,还被强行现场拍照。



耳顺之年冀望平反

现年已62岁的亨利仍被关押在温哥华Cameron监狱,在近30年期间,他一直没有间断地抱怨,自己被严重误判了。

根据法院有关档案文件披露,至少有两名受害者当时看到亨利被警察羁押的情状,遂注意到他,然后正是根据这个印象对他进行指证。因为其中有受害人后来承认,看到亨利当时被三个警察羁押,主观认定亨利就不是好人,于是表示“相当肯定”(pretty sure)对她实施性攻击的人,就是被警察按住的12号。当时亨利的脖子被警察挂上一个牌子,上面的号码就是12,他被捕后就被挂上了。

另有文件披露,由受害人指证时,亨利被多名警察严厉控制,甚至根本不让他站立,更没有申辩机会。

在上诉法庭文件中还有证人一些证词的汇总,从里面能够发现,另一名受害者的证词显示,她被告知接受指证的男人在性攻击中重复说些东西,“但我们并没有机会真正听到他们的声音”。



民间反响甚为强烈

据悉,今年稍晚时候,亨利的上诉将争取举行听证会。亨利的律师瓦尔德(Cameron Ward)表示,希望能尽快申请亨利获得假释。当时亨利的两个女儿Tanya Henry 和Kari Henry都在场。

检察官康诺尔坦承,如果不是她当时阅读那些卷宗,至今可能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没有那片刻的记忆,亨利很可能就永无天日。而现在由此可能引出审理不公的内幕,康诺尔本人则强调说,不管结果如何,都没有所谓“输家”与“赢家”,她本人只是在履行一个检察官的职责而已,因为当时审判亨利时她也在场。即便最后亨利是真的罪犯,也给他一个重新审理的机会,体现司法系统的公正性。

康诺尔介绍说,现在警方全部侦查内容都会对被告公开,而那时对亨利却没有这样做。

一名叫吉尔(Judy Griffith Gill)的温哥华市民投书英文媒体,称赞康诺尔对细节的专注和超凡的记忆,说如果更多的检察官都像康诺尔的话,加拿大的司法系统就会给公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并对康诺尔今年7月的退休深表遗憾。

一位化名“mcs”的市民一再表达对康诺尔的谢意,说她的独立精神造福于社会。Billybob说岁月无价,如果没有误判,亨利能挣多大一笔财富都说不准,可是这个可怜的人却在铁窗下荒掷光阴。

Shane Matthews指出,一旦亨利案尘埃落定,确定是起冤案后,余下问题将是面对涉案人员的违法与不道德。如果查出当事人或警方作伪证,或销毁证据,应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不幸的是,这是非常难以证明的,因此也很难做出惩罚。值得发问的是,有多少人被莫须有的罪名关在监狱?他们的鸣冤叫屈很多肯定不被外人所知。

Dave也问,如果亨利真被误判,谁该受到谴责?那样警方的行为算是玷污了亨利的身份,因为当时警方对他的“特别关注”,从动作上使亨利造成有暴力倾向的印象,这种导向性就成为受害者下意识的诱因,认同警方的做法与判断。



真罪犯逍遥社区

康诺尔在查获亨利案与另一宗强奸案“张冠李戴”后,又有一个“惊人发现”:后者2005年本来被判5年徒刑,却在去年10月14日被释放,至今生活在本省。特别检察官克洛辛(David Crossin)竟然以保护隐私为由,不但拒绝对外公布该嫌犯姓名,有意隐瞒其身份,警方和检察官现在还无法与之联系,已经人间蒸发了。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康诺尔不无担忧地说。因为根据记录,这是一名性攻击多达20名妇女的嫌犯,而且都与DNA相吻合,现在不但没有必要的警力约束,他还在社区匿名居住,周围市民并不知情,也就缺少必要的防范。

这种阴差阳错的做法十分可悲,一方面可能被误判的人至今已关押超过四分之一世纪,另一方面却让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一个罪犯还没有服完刑期,反而受到额外保护,令人大惑。特警迈克吉妮丝(Jana McGuinness)提出,为澄清亨利案情,应尽快将已被“假释”的嫌犯缉拿归案,直到真相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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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墨发表于2009-02-19 06:25|



    乌龙案或酿司法奇冤


    亨利(Ivan Henry)很可能被命运捉弄了一番,尤其令人感慨的是,26年前宣布他犯罪被上镣铐时,现场竟有几名警察笑逐颜开。这对亨利本人来说,绝不是件可笑的事情,而是一个悲惨遭遇。

    亨利一案之所以能获重审,起因于检察官康诺尔无意中发现另一起案件有太多类似,她称之为“完全的巧合”(a total coincindence)。要不是这位老检察官的细心与坚持,一直喊冤的亨利根本告诉无门。

    每个人就活一辈子,而不管这辈子是多长时间。如果亨利终被“平反昭雪”,失去的岁月是什么也补偿不了的。

    省选在即,该案是否成为一个指标,来判断本省司法是良吏还是昏吏,似有相当的想象空间。倘若真是一起冤案,仅在本省是否还有其他“巧合”?想起来就让人心头一紧。



    披阅卷宗惊觉误判

    为审理皮克顿(Robert Pickton)猪场杀人案,卑诗省检察官康诺尔(Jean Connor)坐在办公室里,调阅80年代本省强奸案存档卷宗。

    当她查阅到一个强奸犯作案记录时,突然被一种“巧合”震惊了,因为里面记载的几起犯案细节,跟一名叫“亨利” (Ivan Henry)的入狱者所受指控几乎一模一样,而亨利是在1983年5月被判刑的。

    年届退休的康诺尔在司法界享有盛誉,本省典型的案例都装在她脑子里,33年丰富的办案经历也让她养成敏锐嗅觉,遂使她产生上述颇为奇特的联想,预感到有什么重要事情隐而待发。抓起这份卷宗匆忙下楼,康诺尔来到同事卢彻恩库(Mike Luchenko)办公室,而卢彻恩库正是当年参与处理亨利案的当事人之一。一见面康诺尔就念起卷宗内容,然后意味深长地问:“这是谁?” 卢彻恩库脱口而出:“亨利!” 康诺尔摇摇头:“这是另外一个案子”。

    卢彻恩库在办公室存有亨利案的法庭备忘录,拿出对比,也感到两者非常相像,袭击对象都是单身妇女,作案地点都是公寓一层或地库。

    随后卢彻恩库与康诺尔一起去找上司希克斯(Mike Hicks)大法官,将两案相似之处和盘托出。最终此事上达到省律政厅长欧博里(Attorney-General Wally Opal),然后任命资深的温哥华刑事律师多斯特(Len Doust),委托他调查是否有司法误判现象。据说多斯特已草拟出一份报告,但至今仍密不示人,他只是提出需要给亨利提供“司法援助基金”(legal aid funding),这种姿态已说明一定问题。



    往事不堪回首

    1982年,温哥华警察对一排人让受害者指认:谁看着像对你犯罪的人?就在这种指认过程中,排在12号位置的亨利就被万分不幸地“遴选”出来,从而被指控犯有多项性攻击罪行。

    指证当天并没有马上审判,而是予以释放。亨利给法庭留下口供后,忙于给尚还年幼的孩子寻找托儿所(babysitting)。不过在同年7月29日,他则在 Mile House 100号再次被警方逮捕。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被放出来。

    1983年,亨利的“罪案”结束审理,他一度被指控犯有19项罪行,后来被减至10项罪状,其中涉及到8名妇女。那时还没有使用DNA检测手段,主观臆断的可能性很大。

    当年在上诉法庭上,现场有3名警察把他当庭羁押,镣铐加身,以往的自由人顿时锒铛入狱,至今还遗留下其情其景的档案照片。



    上诉获得重审

    亨利一直坚持自己是“一个清白的人”(an innocent man),他说自己没有干过CC821614起诉书中罗列的任何一件罪状,在所谓“犯案”的时间段中,也从未见过任何受害的女人。

    自从1983年11月10日被公开宣布是“一个危险的犯人”(a dangerous offender)之后,亨利就没有放弃过为自己洗刷“强奸罪名”的努力,先后提出过多达55次申请,要求卑诗省上诉法庭(The B.C. Court of Appeal)重新审理他的案子。然而省上诉法庭对亨利的申诉总是置之不理,并视之为无关宏旨吹毛求疵。

    在已经狱中服刑26年后,亨利终于获得重新审理的机会,对他是否真正犯罪准备听取新的证据。在一份申诉材料中亨利表示,当时被指证时,他是被警察强行拖入接受指证的行列之中,双手被警察强行板到身后,根本无法动弹,处于受人宰割的弱势状态,还被强行现场拍照。



    耳顺之年冀望平反

    现年已62岁的亨利仍被关押在温哥华Cameron监狱,在近30年期间,他一直没有间断地抱怨,自己被严重误判了。

    根据法院有关档案文件披露,至少有两名受害者当时看到亨利被警察羁押的情状,遂注意到他,然后正是根据这个印象对他进行指证。因为其中有受害人后来承认,看到亨利当时被三个警察羁押,主观认定亨利就不是好人,于是表示“相当肯定”(pretty sure)对她实施性攻击的人,就是被警察按住的12号。当时亨利的脖子被警察挂上一个牌子,上面的号码就是12,他被捕后就被挂上了。

    另有文件披露,由受害人指证时,亨利被多名警察严厉控制,甚至根本不让他站立,更没有申辩机会。

    在上诉法庭文件中还有证人一些证词的汇总,从里面能够发现,另一名受害者的证词显示,她被告知接受指证的男人在性攻击中重复说些东西,“但我们并没有机会真正听到他们的声音”。



    民间反响甚为强烈

    据悉,今年稍晚时候,亨利的上诉将争取举行听证会。亨利的律师瓦尔德(Cameron Ward)表示,希望能尽快申请亨利获得假释。当时亨利的两个女儿Tanya Henry 和Kari Henry都在场。

    检察官康诺尔坦承,如果不是她当时阅读那些卷宗,至今可能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没有那片刻的记忆,亨利很可能就永无天日。而现在由此可能引出审理不公的内幕,康诺尔本人则强调说,不管结果如何,都没有所谓“输家”与“赢家”,她本人只是在履行一个检察官的职责而已,因为当时审判亨利时她也在场。即便最后亨利是真的罪犯,也给他一个重新审理的机会,体现司法系统的公正性。

    康诺尔介绍说,现在警方全部侦查内容都会对被告公开,而那时对亨利却没有这样做。

    一名叫吉尔(Judy Griffith Gill)的温哥华市民投书英文媒体,称赞康诺尔对细节的专注和超凡的记忆,说如果更多的检察官都像康诺尔的话,加拿大的司法系统就会给公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并对康诺尔今年7月的退休深表遗憾。

    一位化名“mcs”的市民一再表达对康诺尔的谢意,说她的独立精神造福于社会。Billybob说岁月无价,如果没有误判,亨利能挣多大一笔财富都说不准,可是这个可怜的人却在铁窗下荒掷光阴。

    Shane Matthews指出,一旦亨利案尘埃落定,确定是起冤案后,余下问题将是面对涉案人员的违法与不道德。如果查出当事人或警方作伪证,或销毁证据,应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不幸的是,这是非常难以证明的,因此也很难做出惩罚。值得发问的是,有多少人被莫须有的罪名关在监狱?他们的鸣冤叫屈很多肯定不被外人所知。

    Dave也问,如果亨利真被误判,谁该受到谴责?那样警方的行为算是玷污了亨利的身份,因为当时警方对他的“特别关注”,从动作上使亨利造成有暴力倾向的印象,这种导向性就成为受害者下意识的诱因,认同警方的做法与判断。



    真罪犯逍遥社区

    康诺尔在查获亨利案与另一宗强奸案“张冠李戴”后,又有一个“惊人发现”:后者2005年本来被判5年徒刑,却在去年10月14日被释放,至今生活在本省。特别检察官克洛辛(David Crossin)竟然以保护隐私为由,不但拒绝对外公布该嫌犯姓名,有意隐瞒其身份,警方和检察官现在还无法与之联系,已经人间蒸发了。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康诺尔不无担忧地说。因为根据记录,这是一名性攻击多达20名妇女的嫌犯,而且都与DNA相吻合,现在不但没有必要的警力约束,他还在社区匿名居住,周围市民并不知情,也就缺少必要的防范。

    这种阴差阳错的做法十分可悲,一方面可能被误判的人至今已关押超过四分之一世纪,另一方面却让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一个罪犯还没有服完刑期,反而受到额外保护,令人大惑。特警迈克吉妮丝(Jana McGuinness)提出,为澄清亨利案情,应尽快将已被“假释”的嫌犯缉拿归案,直到真相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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