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油发表于2012-04-25 18:08|

朱松青



几年前，中学的校友举办过一次很隆重的毕业30周年纪念活动，我很投入，既一手操办视频，又猛写回忆。今年，我们广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学院，也要搞庆祝广州美院师范建系30周年的活动。不知道是上了岁数还是赶上好光景，近年类似这样的喜庆活动还不少。既然是周年活动，那就肯定是要回头看看弄点回忆。在此，本人不敢为教育系做回顾，谨借此怀旧之风，搭个顺风车，捎上个人的杂七杂八。
面对今天风风火火的美术教育，回想自己40年的美术道路，感慨万千！这一路走来就像一只野生动物，既遭遇了今天的学习者所难以想象的艰辛与挫折，也领略到他们所难以亲历的无限风光。借此机会，把自己进入这个圈子之前之后的一些花絮集合起来，权作一种备忘。
小学语文老师说记叙文不要写成流水账，而张铁林却说：日记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流水账。老师的话不可不听，且最高境界肯定也很难做到。那么，我就以“如流水账”的形式与大家分享一些难忘的片断吧——


考研前传
我与教育系的缘分是从考读研究生开始的，一个人的道路，之前与之后或多或少地会有些因果关联，有鉴于此，还得容我从头说起。
我从70年代初开始接触比较靠谱的美术教育，最早的老师是华师附小的美术老师，我们都叫他赵伯。五年级时候，他带我们去考少年宫，画的是一只石膏耳朵。那就是我印象中最早的石膏像写生。后来读华师附中，美术老师叫韦耀田，原本是广美附中的老师。由于一些我们不清楚的原因，调到华师附中。当时全校就我们级组有几个画画的，如全心（现在华师大美术学院）、司徒锦璇（现在荔湾区教育局）等。印象最深刻的也和石膏像有关，韦老师曾带我们几个到广州雕塑工作室（现广州雕塑院）买石膏，买回来连同美术室就交给我们几个。我们有钥匙，几个人就占领了这个阵地。97年附中搞校庆，由我发起并操办了一个《韦耀田师生联谊画展》。除我们这一届的同学，还联谊了韦老师的其他学生，如叶家斌、张永齐等；甚至还联谊了华师附中的早期校友潘行健老师。
那时的学画者都要想方设法认识名家。在想看书没书看、想上课没课上的70年代，只有名家那里才有标准与规范，那里才是学画画的唯一正道。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直接到名家的工作室甚至家里，请他们指教，看他们创作。我拜见过的老前辈有谭华牧、胡根天等老先生；中青年名家有袁浩、杨尧、廖惠兰、李醒滔、叶家斌等老师；还有年少得志的陈小强等。大部分就是走马观花地到此一游。尽管在人家那就当一阵风吹过；但在我却是终生难忘。还有两位雕塑前辈给了我较深入的辅导，对我的影响就更为深远，他们是唐大禧老师和陈宅中老师。
跟唐老师学画时我17岁。我隔一段时间便拿画请他指点；唐老师还会借一些原作给我临摹。一次我借了幅纸本油画（是当时另一位名家的），挤公共汽车时被折坏了。这事让我一直内疚，迄今仍很纠结！我还呆在唐老师的工作室看他做雕塑。一天来了一位年轻人，很随和、很活力。他用家乡话和唐老师谈了很久，我一句都听不懂。他走后我问唐老师，才知道是许钦松老师。当时还有位师兄一起跟唐老师学习，叫钟志源。
与此同时，我还师从陈宅中老师。他是广美附中早期学生，后来读广美雕塑系，与梁明诚、黄文波等前辈同届（64届）。其素描和速写都很强；毕业创作是《收获》（又名《甘蔗女》）。70年代，该作品一直摆在雕塑系的走廊。从他那里我听到许许多多美术界的名人轶事；也看到一些名家的小品，比如叶家斌老师的自传体插画，很浪漫。在他的书架，我看到很多当时难得一见的外国资料，像怀斯，还有费钦等。这些在当时都是很稀罕的宝贝。当年别说买，就是想借一本专业书都很难。一旦借到，就恨不能把它全部抄下来。陈老师就抄过一本书，我把他的手抄本借来又抄了一遍。像张基隆《怎样画油画》、赫拉帕科夫斯基《给初学画者的信》等等，都几乎全文照抄。
陈老师在珠影做美工，家人在中山。很多个周日我们一起度过：早上我骑一个多小时的单车到珠影，他指点我的作业；中午他请我吃饭堂；下午我就读他的书架，听他海阔天空；如果晚上有“内部参考片”（外国电影）我还直落。经常，从赤岗回到沙河已是深夜，因为没有电话，家里不知道。快到家时，往往会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牵肠挂肚的母亲在茫茫的夜色中不知等了多久！
值得一说的是，当时拜师没有交学费的。顶多逢年过节送些水果、特产等。波叔（黄文波老师）说，陈宅中老师常提起当年我给他做了一只油画箱。我读中学的时候就会做木工。老前辈谭华牧去世后留下一批画具，大部分法国货。因其后人不擅此道，故这批画具连同一批杂志被我继承。我“山寨”了其中一只油画箱送给陈老师。此事我本已忘却，经波叔一说才恢复记忆。
尽管师从了两位雕塑前辈，但因为我太喜欢绘画，以至于没有走上雕塑道路。79年我去肇庆师专读书，钟志源骑单车送我到大沙头码头上船。5年后我到北京看全国美展，就看到他的雕塑了。
与钟志源的专一相反，我走的却是多种经营的道路。盘点一下，除了多种绘画，迄今我涉足过的领域还有：平面设计、装饰设计、工业设计、报社编辑，等等，当然还有雕塑（包括陶艺、木雕等）。
03年我和陈卫东合作了一件东江纵队的纪念雕塑，体量还挺大的。在铸造厂遇到唐老师，在我请唐老师指点时，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黎明院长曾问我：“你做了许多跨学科的工作，到底是因为碰上了机遇还是本身就很喜欢？”我觉得这个选择题是可以双选甚至多选的。客观机遇当然最重要，但机遇至少是留给有所期待者的。而我当时的回答是：各种美术形式总体上是相通的，不同的仅仅是某些特殊性，一旦搞通了特殊性，做起来就一样了。在思考这类问题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到了唐老师。他在雕塑界的地位是公认的；而他的中国画《人民的苹果》也曾在7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成为那个时代标志性的作品之一；此外我还从《美术》看过他大跃进时期的插画。
我当年也做过一些雕塑，中学毕业后我下农村，那里有一些做瓷器的白泥土，我拿来做了一些头骨、人像的泥塑，干了之后很白，就成了标准的伪石膏像。做这些主要不是想练雕塑，而是为了练习画素描。这就是那个时代“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这种精神也是我走多种经营道路的历史原因与时代背景。
考研前近20年的磨砺，使我的品格基本定型。有学生看我天天都忙个不停，问我：“最近忙吗？”我说：“是啊，最近这几十年还真的比较忙！”与当年许多初学者一样，我的初学经历属于游走型的。这种求学经历练就了我如野生动物般的独立生存习性，而在游走中零距离地接触到许多前辈，并被他们的品格所熏陶。由此而亲历的一些零零星星的片断，对我之后的人生具有深远的影响。比如李醒滔老师很有条理，工作室被他打理得很有品味，很对得起华侨新村的那套洋房。在那个工农兵主导时尚的年代，这就很另类；对我而言也是一种教育：原来画画人也可以不邋遢的。尽管我本人在内务方面一直做不好，但在涉及到集体与他人的事务方面基本上还是比较严谨的。
带我去拜见李醒滔老师的是一位仰慕他的妙龄女郎。20多年后，在一次活动中与李老师抚今追昔，知道他对往事也难以忘怀！


美院之梦
虽然很努力，美院还是考不上，79年我就去了肇庆师专，当时它是除美院以外，广东省唯一有美术大专的地方。后来才有美院教育系，再后来才有华师大美术系（小学同学全心参与了创建）。尽管没有考上美院，但美院之梦想一直没有熄灭。在肇庆师专的同学中，也有做同一个梦的同学，其中有李劲堃、潘绍元（现在华工）、王家儒（现在海南大学）等。最终，我们几个读了研究生，除王家儒外，都是读广美。我和潘绍元还是同一级的（89级）。我跟他很有缘，79年考广美油画系，我们在一个组，他问我借了丁点调色油，我说拿多点吧，他说不能用多，否则会发黄。10年后我们又一起考研。
当我和潘绍元考研的时候，李劲堃已在广美任教了，中午我们就在他的宿舍休息，邻居有点惊讶：“现在还有人考研究生？”我们便自嘲为“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
当年广州美院的研究生，往上往下各数几届，我们这一届人最多，但也就7个：马新林（现中国美协领导）、潘绍元、陈少珊、胡国强、谭秀江、张洪亮和我。而招生的名额却有15个。当时，正是国家大发展时期，美术人才（尤其是设计类人才）可以在社会上大展宏图。考研自然就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了。
进入美院后，发现还有几位来自肇庆师专的校友：冯源（现在中大）、蔡伟国、龙虎，后来还有陈湘波等等。广美本科毕业后他们到肇庆做老师。因此有人说：肇庆师专盛产广美研究生。如果谁到过那里，那就会知道：处在一座大山之下，人就会谦虚；要么安份，要么发奋。现任省美协常务副主席王永老师也从那里走来。
我的报考经历也有个插曲。原计划是88年考的，但单位领导竟以 “人才难得”为由不批准。原本准备冲刺了，却一下子无聊起来，心里还憋着一口气。刚好看到广州日报首届社会漫画大赛的征稿消息，忽然来了灵感。一气呵成就画了一张讽刺领导的漫画《不提不让》，竟得了一等奖。500元奖金就是几个月的工资了。一下子惊动了漫画界，很自然就是个漫画人了。考研的挫折竟给我带来了一个新的经营项目。受党的教育，从小我就相信：挫折也是一种财富。
因为有点名气了，还因为我的不懈抗争，第二年终于批准了。我原本想考油画系，但原单位领导又以我是教师为由，限定报考师范系。按照这个逻辑，还幸亏美院有师范系，否则，我的美院之梦就肯定要破灭了。从这一角度看，原单位领导对教育系还是有点贡献的，我对教育系的这份苦劳，就是他们坚持原则的结果。
为免节外生枝，我屈服了。我选了素描方向，觉得自己的素描也很需要提高。进来之后才知道导师竟是久仰的油画名家郭绍纲老师。看来人生道路还真的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选择：从小就想学油画，却跟了雕塑家；等跟了油画家，学的竟是素描！直到20余年后的今年，我才有机会正儿八经地请郭老指导我的一批油画。
当年报考时并不知道导师是谁，考上了才“双向选择”。郭老单独带的研究生就我一个，许多人都以为郭老没带过研究生。即便知道，也费解：向以严谨著称的郭老，怎么会有一个搞漫画的研究生？
郭老是师范系的创建者，当时已是广美的院长了。公务缠身，日理万机。我对现在的研究生说：当年我的导师只是在我刚入学的时候召见我一次，以后每次都是因为我主动申请老师才指点的；而且可能还要申请多次才获接见。现在有的研究生，别说主动请教，就是导师想找也未必找得到。
进入美院，最大的感受就是一出门就能遇到许多的名家；同时，还有一批非常自觉与勤奋的同学，他们让我强烈地感受到有一种如浪潮般的冲击力。记得刚入学，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苏联的素描书开始钻研。师兄龙虎见了就提醒我：光看这个不够，以后还需要跳出来……
当年的研究生大部分是男生，我们这届是全男，上两届的师姐好像就雷淑娟。广美把研究生和本科女生混在一栋宿舍。我们肯定不会提什么意见，本科的女同学好像也没有不乐意！现在广大美院的林小燕老师，当年就住我的斜对面。
可惜，当年我有早睡早起的毛病；被吵醒后还会失眠。这就不太适应美院热火朝天的夜生活。才知道在美院做梦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便挪到课室去睡，当时这种情况也不止我一个。第二年条件有所改善，我拿到一间比较清静的宿舍自己住。在二楼东面走廊尽头有三间房，一扇铁门与外界隔绝。我住中间，左右两间都住女生。尽管也常被吵醒，但也渐渐适应。当年有些老师还会到宿舍指导学生。一天，李正天老师来串门，说：“真没想到，这里竟然还有一个郭绍纲老师的研究生！”
当时很多研究生都可以住单间；房源的宽裕反映了生源的紧缺。读三年级的时候，教育系的研究生就剩下我和陈少珊。我们是教育系第三届研究生。90届：蔡伟国、马勇；91届：龙虎、黄增炎、纪叶（现在美国）；92届：我和少珊。堪称“老三届”的同学，除一人外都成了同事。
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学院对研究生的管理平时很宽松，因为每个人都在拼老命地学习，根本就不需要导师督促。但对毕业就抓得很严，甚至太严，主要是论文。因为作品基本上都是过硬的，有些更是大器早成，像师兄黄增炎，读研的时候已经拿水彩大赛金奖了。当时普遍就是作品易过论文难过。半天一场的答辩就弄一个学生；那架势跟大批判差不多。
在此，我要谈谈一位前辈，那就是梁明诚先生。在当年的论文答辩会上，他对我的论文作了客观公正的评语，尤其肯定了我的一个颇具核心意义的论点。当年他的点评迄今仍在耳边回响——“几何、色彩、肌理，很概括，就那么多！”正是在他的鼓励之下，近20年来，我坚持这个思路的探索，并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相关论文《论美术之原理架构》去年在南艺《美术与设计》上发表后，我郑重其事地给梁先生奉上，以表敬意！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就是在自我压力与外界压力之下度过的。我从一年级就开始做毕业创作，郭老似乎早就了然于胸，从来就不过问此事，直到论文通过那天，才要我把毕业创作拿出来。看过30多张画，挑了10几张参展，郭老说：“有人物，有风景，再画一张静物吧。”这就是郭老给我布置的唯一作业；我把这个作业——《为爱椅造像》画进了学院美术馆，成了馆藏作品。
除毕业创作，我平时还有其他作业给导师指点，如大量的习作，还有文章。研读期间我发表了三篇学术论文。
在毕业展览中，系主任于秉正老师告诉我：“你的毕业创作被评为优秀，系里决定你留校。”考上研究生仅仅实现了我的美院之梦的一部分；能成为一名光荣的美院教师，这个梦想就完全变成现实了！
18年后，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一本名为《大家素描》的素描集，指定要我当年的毕业创作。


面对现实
我在美院的第一次授课就是研三时的教学实习，教一年级素描（四周）。结束时班长陈超代表全班同学对我说：“朱老师，您是我们到美院后第一位老师……”随后送了一本全体签名的相本。当时我还不是美院老师，但我已经感受到一个美院教师的荣耀了。
我们一家几乎都是教师，从幼儿园到大学各级教师都有，太太也随我们家做了教师。我是从华师幼儿园到华师附小、华师附中读出来的。大学又是师范专科生、教学法研究生。工作则先是师范学校教师、后是美院教育系教师。一辈子几乎就没有脱离过教育体制，而且都是教育中的教育。
子曰：“有教无类。”从我投身教育事业至今已32年了，面对这个越来越浮躁、越来越迷失准则、越来越击穿底线的现实社会，我就越加理解古贤名句的意义所在。
我对研究生说：合格的研究生本不需要导师操心。自己的学业应当按自己的计划去展开；包括老师的指导，也应该由研究生主动申请。我当年就是这样，三年的时间就是自己把握自己。今天如果谁能这样，我将给你们充分的自主权。如果你们做不到，没关系，我就降低标准教你们，直至降到小学生的标准。这就是我的职责，这就是有教无类。
我要求研究生：老师来指导的时候，要准备笔记本；听老师说话的时候，不要背对着老师，不要听耳机，不要一边听一边画；发邮件给老师时，不要只发文件不写文字。我还带研究生去买画具，买参考书。如果学业进程缓慢、严重拖欠，还要求他们每天到办公室按时签到。如果还不行，那么放假也取消了。我还给他们讲学习计划的必要，对拒绝上交计划的学生做耐心的思想工作……只要我一想到伟大的孔圣人，我就能以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去做这些本来并不需要做的事情。这就是有教无类。
当今我们国内的教育肯定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应试教育体制所造成的种种弊端等，而且还看不到改进的希望。但是，对教育现状及学生素质的抱怨再多也无济于事，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大环境所造成的。如波叔所言：不要埋怨现在的学生不如从前，以后连这样的学生都可能招不到了！
波叔人很好，可惜走早了！从我读研到留校之后，我们长期在一起写生与创作。他当年读大学时的作品被评为广东省经典作品，我便称其为经典画家。能成就这一经典，也算是人过留名。我以此为例对学生说：别小看在校时的作品，很可能这就是你一辈子的代表作了。
当年留校的时候，波叔、榜叔（宣承榜老师）就是我们的前辈。一晃眼，他们退了，因为十年文革所造成的断层，我们这批人一下子就成为等退休的板块了。到了这个阶段，虽说不妨生命不息美梦不止，但的确不必给自己定什么硬指标了。
也就是在这样一种只在乎过程不在乎结果的心态之下，我坚持了几十年的创作。我是以一种科学研究的态度去耕耘这块自留地的。比如我四次参加全国美展的漫画，所用的方法都不同，先后用了水粉、喷笔、数码和油画等手段。我最喜欢的油画创作参加了一次全国体育美展，拿过三次省优。这些画放在一起看，画风相去甚远，因为我每幅画都要尝试不熟练的方法。虽不成大器也自得其乐。我还很清楚地记得，作为初学者的我所向往的那个理想境界，那就是能在上班时间里画画。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本身就是最大的享受，至于其它，神马都是浮云！
李凯煌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说我们已经到了恶心的年龄；蔡伟国说心态不恶心就不可怕；我说最可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恶心啊！我们这批60后课间常坐在办公室进行教研活动，乍一看就是一道恶心的风景线！
趁还不太恶心，我想抓紧完成一些原理性的探索。投身教育事业后，我就经常想：什么叫做教育，尤其是审美教育？
上世纪末，在张家界，有一个7岁的小孩在山里迷失了，从此成了“野人”，靠生吃蛇鼠等为生。8年后因为下山偷吃村民的家禽而被捉回文明社会。此时的他，对熟食已经非常的厌恶与抗拒……这一案例证明：人的感觉需求及其评判标准与所处环境是密切关联的。
视觉需求与环境的关系亦然。所谓的审美教育，就是用形成于某一环境的标准置换形成于另一环境的标准。学生一旦接受这种置换，教育的目的就达到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同的只是那个颇受环境左右的评判标准。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评判标准有高低之分呢？站在人类文明发展主流的角度看，当然可以得出肯定的答案；但如果站在人人平等的角度看，也许就会有不同的答案。
也许有人会说当今社会已经多元化了，还存在什么主流吗？其实，多元化本身就是当今社会审美发展的主流趋势，甚至，某种针对社会的叛逆倾向，也是当今颇受尊重甚至追捧的一种时尚。而无论如何多元化，又如何的叛逆，都不意味着没有标准，仅仅是大同之中有小异。就像味觉的审美，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再多元化也不可能形成与流行生吃蛇鼠的时尚。
说穿了，所谓教育就是人影响人。当年我想方设法去拜见名家、想方设法要进美院，无非就是希望有人来影响自己。
可见，我们教育工作者理应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标准。作为术科教师，我们的标准不仅是我们的一字一句，更是我们的一笔一划。这就是我们进行审美教育时赖以影响学生所不可或缺的环境。从教以来，我不仅“笔耕不辍”，更坚持与同学们一起作画。我的求学经历让我清楚：一个学画者对老师最大的期待，那就是看他的示范。那一笔一划就是老师的审美宣言。
关于人类最原始的文明，再如何雄辩也会没图没真相。但当我回望文艺复兴，却可以形象地解读出这样的体会：艺术是人类文明之本，美术是艺术之本，素描是美术之本，速写是素描之本。我最喜欢在课堂画速写，20年的积累也有大量了。
这，就是我所理解并实践着的人影响人的审美教育。这，不是一朝一夕的立竿见影；而是每时每刻的水滴石穿。想通了这个问题，在面对现实的时候就有了把握自己的标准与规范了。
2008年，拙文《高等美术教育当前实际与未来变革》获广东省教育厅艺术教育科研论文一等奖；2009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校艺术教育科研论文三等奖。


后记
2000年，省美协在茂名召开了一次艺委会工作会议。在返程的列车上，我问黄璜生馆长：“你们理论界对谭华牧有何研究？”黄馆说：“知道这个人，但苦于找不到他的作品。”我戏言：“看来这次会议很有成果了。”不久，先辈谭老大量遗作或暂时或永久地被藏于广东美术馆，2001年该馆举办了一次大型画展，题为《“失踪者”的踪迹：谭华牧油画展》。当时多家报纸作了报道，在一些细节上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皆颇为传奇而精彩。作为故事亲历者的我，由此知道细节是很容易被创作的。
有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把一些历史细节记录下来，立此存照。

2011-6-21

                       

摘自《回望与前瞻——广州美术学院美术教育学院建系30周年》（广东高等美育出版社201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