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纯爷们啊
《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
2010-04-11 10:44 南方都市报
据说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的话，尽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欢专制，但很少有人会像路易十四那样露骨和无所顾忌。路易十四于1643—1715年在位，同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康熙，康熙的心里想的未必不就是“朕即国家”，但他显然比路易十四更具“中国特色”的“智慧”——— 经常作些仁君秀，既行专制之实，又享仁君之名。
按照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权在民”思想，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所以不是“朕即国家”，而应该是法国人民说的“我们才是国家”。当然，这种思想观念是路易十四的时代之后才形成的。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世界上其实还没有多少人能够区分君主、政府、国家的概念有什么不同。在中国，虽然先秦的孟子已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但实际上秦汉以来的二千余年中，爱国即是忠君，忠君亦即爱国，君主与国家在观念上还是混淆不清的。直到西方思想传入之后，中国人对国家、政府(朝廷)、君主的概念才逐渐形成清晰的现代认识，这其中第一人当推梁启超，他是在经历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痛苦之后，才获得这种认识的。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从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刘氏的汉、李氏的唐、赵氏的宋、朱氏的明，还有蒙古人的元、满人的清，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国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而非全体中国人的公产。然而，中国人常常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大患。
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 君主。梁启超说：“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而我国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将相们，他们为一姓之功业杀人，以“万骨枯”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这本来与爱国无关，但却被各王朝树立为爱国的模范，而国人因不能正确区分爱国家与爱朝廷的差别而跟着礼敬之颂扬之，实在是可悲可悯。
比梁启超晚一些时候，陈独秀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文中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国家的功能，如陈独秀所说，一是抵抗异族压迫，一是调和国内纷争，前者对外，后者对内。调和国内纷争是就消极方面来说的，积极方面国家还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如救灾、赈济等。
国家功能的实现，须通过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则有可能成为“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人类历史实践中的普遍情况是，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国家功能，或者完成得很差，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有政府等于无政府，甚至有政府还不如无政府的状况。
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有一项统计说，中国在民国前的2270年中，见于官方报告的旱灾有1392次，水灾有1621次，可见年年有灾。因此，中国古代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领导抗灾，这可以说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之一，灾异现象历来也是帝王们最关心的事。清代的皇帝还要求各省大员定时汇报雨水、收成、粮价等情况，以便随时了解各省灾情和民生，如出现灾荒可以及时组织赈济、减免受灾地方的税赋。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受灾得不到及时救助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当大规模灾害出现而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时，灾民为了生存就会铤而走险，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其主要活动空间是在陕西、河南，原因即是两省大旱，而明政府却不能组织有效的赈济，使得灾民成为流民，进而升级为暴民。
一个社会，有许多涉及大范围、众多人群的公共事务是无法由其他社会组织去完成的，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社会就会无序，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侵害。比如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要由政府去完成。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即人们需要政府，但政府却不能履行人们期待的外而抵抗异族压迫、内而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还常常演化成一个与民争利、侵害民权的组织。要使政府尽职尽责，人民必须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择政府的权力。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
◎ 洪振快 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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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发现发表于2010-04-14 00:31|
《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
2010-04-11 10:44 南方都市报
据说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的话，尽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欢专制，但很少有人会像路易十四那样露骨和无所顾忌。路易十四于1643—1715年在位，同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康熙，康熙的心里想的未必不就是“朕即国家”，但他显然比路易十四更具“中国特色”的“智慧”——— 经常作些仁君秀，既行专制之实，又享仁君之名。
按照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权在民”思想，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所以不是“朕即国家”，而应该是法国人民说的“我们才是国家”。当然，这种思想观念是路易十四的时代之后才形成的。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世界上其实还没有多少人能够区分君主、政府、国家的概念有什么不同。在中国，虽然先秦的孟子已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但实际上秦汉以来的二千余年中，爱国即是忠君，忠君亦即爱国，君主与国家在观念上还是混淆不清的。直到西方思想传入之后，中国人对国家、政府(朝廷)、君主的概念才逐渐形成清晰的现代认识，这其中第一人当推梁启超，他是在经历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痛苦之后，才获得这种认识的。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从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刘氏的汉、李氏的唐、赵氏的宋、朱氏的明，还有蒙古人的元、满人的清，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国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而非全体中国人的公产。然而，中国人常常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大患。
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 君主。梁启超说：“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而我国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将相们，他们为一姓之功业杀人，以“万骨枯”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这本来与爱国无关，但却被各王朝树立为爱国的模范，而国人因不能正确区分爱国家与爱朝廷的差别而跟着礼敬之颂扬之，实在是可悲可悯。
比梁启超晚一些时候，陈独秀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文中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国家的功能，如陈独秀所说，一是抵抗异族压迫，一是调和国内纷争，前者对外，后者对内。调和国内纷争是就消极方面来说的，积极方面国家还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如救灾、赈济等。
国家功能的实现，须通过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则有可能成为“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人类历史实践中的普遍情况是，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国家功能，或者完成得很差，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有政府等于无政府，甚至有政府还不如无政府的状况。
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有一项统计说，中国在民国前的2270年中，见于官方报告的旱灾有1392次，水灾有1621次，可见年年有灾。因此，中国古代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领导抗灾，这可以说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之一，灾异现象历来也是帝王们最关心的事。清代的皇帝还要求各省大员定时汇报雨水、收成、粮价等情况，以便随时了解各省灾情和民生，如出现灾荒可以及时组织赈济、减免受灾地方的税赋。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受灾得不到及时救助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当大规模灾害出现而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时，灾民为了生存就会铤而走险，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其主要活动空间是在陕西、河南，原因即是两省大旱，而明政府却不能组织有效的赈济，使得灾民成为流民，进而升级为暴民。
一个社会，有许多涉及大范围、众多人群的公共事务是无法由其他社会组织去完成的，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社会就会无序，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侵害。比如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要由政府去完成。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即人们需要政府，但政府却不能履行人们期待的外而抵抗异族压迫、内而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还常常演化成一个与民争利、侵害民权的组织。要使政府尽职尽责，人民必须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择政府的权力。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
◎ 洪振快 历史学者举报 回复# 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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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发现发表于2010-04-14 10:29|
作者： 一笑(2010-04-10 22:27 ) # 20楼
哈哈
又发现先生居然把韩寒搬出来了
还别说
韩寒的东西我还真没看过多少
所以不会理解也就情理之中了
不过
我理解不理解韩寒并不紧要
就怕有些人连自己有什么毛病都不知道
那还是少出门为好
万一走到大街上抽风了咋办？
呵呵
你如果被副市长召见了
依我看多半是好事。
不过
又发现先生如果被我人民公安召见了
估计就忧喜参半了
作者： 寅峰(2010-04-11 16:34 ) # 21楼
哈哈！顶！！举报 回复# 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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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发现发表于2010-04-14 10:34|
我看邝志士与笑面虎就没法和谐，
不是我挑拨，他俩的见识与人格太南辕北辙了。举报 回复# 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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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笑发表于2010-04-14 10:53|
俺代表邝兄
呵呵一笑举报 回复# 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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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发现发表于2010-04-14 12:36|
不管你怎样硬贴，我看得明白，你俩没有共同语言。
信不信你自己琢磨。
另外，才兄是否真与你说得上话，也是个问号。
你俩的思想不在一个层次上。
漫画是画思想，请你吃透这句话。既无思又想画，那是无解的矛盾。
当然，你安心根据别人的意思画插图，我就“无可非议”了。举报 回复# 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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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鱼发表于2010-04-14 13:23|
严重违反了朱老师的课堂纪律，注意下面的河蟹哦-----
举报 回复# 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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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笑发表于2010-04-14 15:18|
一般来说
我是不会称那些脑残人士为脑残人士的
但这世上的确有脑残人士存在的
当然了
“又发现”先生肯定不在脑残人士之列
不然的话
也不会利用自己的一双慧眼
把俺那行云流水妙语连珠般的文字没来由的贴在这里来了个“陶醉式又发现”
在这个论坛之上
俺只佩服一个乐和尚
现在
俺的佩服名单上又多了个“又发现”
隆重地向“又发现”先生鞠躬
尤其是你那般执著与专注精神
让我感动 本贴最后由 一笑 于 2010-04-14 15:20 编辑过。举报 回复# 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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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m发表于2010-04-15 11:21|
有空喝杯酒，比什么都强啊-----
举报 回复# 8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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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笑发表于2010-04-15 11:41|
haha
侯老弟说的不错
喝酒聊天侃大山的确是一种享受
画画的过程中在论坛上玩玩文字游戏也算是乐在其中
漫画人的工作本来就挺枯燥
但是
做一个漫画人
却是可以把枯燥的工作改变成有声有色
在这方面
嘿嘿
一笑是个好榜样 本贴最后由 一笑 于 2010-04-15 12:19 编辑过。举报 回复# 9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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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发现发表于2010-04-15 12:22|
脑残共赏之。
过去说江湖人士，平时似乎也糊弄得有头有面，可把戏耍久了，难免偶尔失蹄。
这就是说——栽了。
栽了就栽了吧，换个码头继续耍。
可这“江湖”颇浪得些英名，走哪都认识啊？
耍，还是不耍？这是个问题。
可这又不是个问题，硬着头皮耍呗 。
当然，不兴一棍了打趴人，这不符合党的政策。
有道是：江湖回炉金不换，若从此少“得醉”，多研判，不惜从小学补起，前途谓未可限量。
码头是嘈杂的，前途是贼亮的。举报 回复# 10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