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复羊老师是在去年６月份被诊断出晚期肺癌住进北京医院的。

  在此之前的数年间，他曾多次劝告我：“要注意休息，现在看似节约了时间，以后都会找回去的，是要算总账的”。谁知，这句话却应验在他自己身上。

  中国有“积劳成疾”和 “鞠躬尽瘁”的成语，王复羊是这两句成语的“实践者”。

  二十多年间，他无声地向我传递着许多如何做人的信息。

  与这样的人交往，我有一种满足感。

  这种满足感是在长久的时间里慢慢品读、漫漫积淀而成的。

  世上有的人会让人品味无穷，王复羊老师就是这样的人。

  我与他初识于１９８６年春天的北京中国美术馆。当年夏天他便与十多位漫画家专程到我当时服役的河北宣化某炮兵部队，为我们战士漫画学习班进行辅导。从那以后，我们经常通信或电话。由于他所在的北京晚报社就在北京火车站附近，所以我几乎每次去北京出差或路过，哪怕火车中转时间只有两个小时，都会不由自主地跑去看他。有时赶到吃饭时间，他就邀请我到北京晚报社门口的饭馆边吃边聊。他要的菜不多，总是有特色；他的话不多，总是耐人寻味。

  １９８９年，我开始到郑州大学新闻系漫画大专班学习，他常写信鼓励我、引导我在漫画艺术方面深造。学校放假期间，我利用假期到北京帮他做些漫画艺委会的杂务工作。为了有意识地锻炼我，他放心大胆地让我在他的辅导下以漫画艺委会的名义给各地漫画作者回信，指出其漫画作品的不足，并答复各种漫画创作问题，这对我促进很大。

  给我的印象，他是一个很静的人，静静地倾听着对方的谈话，静静地关注着对方的安危冷暖，并静悄悄地为别人做着解忧排困的事情。在他面前说话可以无所顾及，说对了，他向你投以赞赏的目光；说错了，他会微笑地注视着你，尔后慢慢地谈出他自己的见解。正因为如此，我这个比较木讷，且嘴比较笨的人，在年长我２０岁的王老师面前总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就像在家中对自己的叔父倾诉衷肠……　因为我明白在他面前，不用设防……

  中国还有句成语叫做“与人为善”，王复羊老师也是这句成语的“实践者”。

  王复羊老师经历过残酷风霜，这些从他嘴里从没有吐露过。

  我从资料和别人的口中得知，１９５７年，２２岁的他因一幅漫画被错打成“右派”发配到青海，一待就是２２年。他的女友崔振国是在他被定为“右派”之后，毅然与他成婚，加入了流放大西北的行列……

  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在当年的政治狂暴中，有多少结发夫妻，一方遇难，另一方惟恐避之不及，坚决“划清界限”，而一位在首都北京当美术编辑的姑娘为了这名“右派”却毅然冲破界限，赴汤蹈火……

  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具有何等魅力的人！而她又是一个何等高尚和有主见的人！

  坎坷的人生经历，塑造了王复羊老师外柔内刚的个性，这种个性也锻造了他的政治素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王复羊老师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被调回北京，随后他陆续挑起了北京美术工作和全国漫画工作的各种重担，后来这些担子越压越重……

  中国美协漫画艺术委员会自１９８６年成立至今的２０年里，他先后担任副主任、主任职务。除此之外他还担任北京市美协主席，与此同时他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担任《北京晚报》社编委、美术摄影部主任，也曾担任《中国漫画》杂志的主编。

  自他从大西北回到北京后，中国漫画发展处于很有利的政治环境中。当时漫画艺术委员会还没有秘书长的编制，他身为副主任，却担负了大量、琐碎的事务性工作。这期间漫画界的各种活动异常频繁，第一届漫画艺委会从１９８６年到１９９９年底，王复羊老师在其中起的作用非同寻常。

  ２０００年初的一天，王复羊老师打电话问我：“你能不能为漫画艺术委员会做些事情？”我回答：“部队平时的工作非常紧张，不过双休日和业余时间还是可以做的，有事你就说话”。他没再说别的，便放下了电话。我想，可能是有些材料需要打印或其他一些勤务，如回信、发通知之类的事情。没曾想，一个月后，以王复羊为主任的“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二届漫画艺术委员会”成员名单确定下来，我被聘为第二届漫画艺术委员会秘书长。

  紧接着新一届漫画艺委会成立会在北京举行。无论是在此会之前还是会后，他都没有对我说过他是如何提携我的，更没像当今社会上有些人那样，编造出别人如何阻挠你，我是如何支持你的谎言来暗示你要永远效忠于他。

  我知道，即便是在这届艺委会组建时，我任秘书长的事如有障碍，他也不会对我说出障碍归谁，人格的高下可见一斑。

  王复羊老师的话语总是那么少，少的不能再少，可他做的总是那么多......

  我进入漫画艺术委员会后，便开始了与王复羊老师更加频繁的交往。

  他是一个很能够团结人的人，在与他的交往中，我从没有听到过他在私下嘲弄和奚落别人的只言片语。当别人对他谈及另外某个人的缺点时，他不会继续引导你说下去，或把你说的话语拿去“出卖”。

  这是一个能给人以安全感的人、一个可以把心放在他手中的人、一个可以托付命运的人，他是一个正派而又十分厚道的人。

  每当漫画界开会或有什么活动时，大家都会因为有他的参与或到来而感到惬意，常会不自觉地围拢到他的身旁，愿意与他在一起说笑。无论是谈国家大事还是谈社会生活或私人生活小事，他都会以包容的心态去听。

  中国还有句成语叫做“有容乃大”，王复羊老师的胸襟对这句成语进行了诠释。

  漫画艺委会的工作千头万绪，他都放在心上。每当我向他请示一件事情是否这样或那样做时，他总是用：“这样好，那样不好” ，这种简洁的语言来回答。他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工作责任心全浓缩在这“好与不好”的字眼之中。这种字眼涵盖了他那特有的是非荣耻、黑白曲直的处世准则。

  我从没见过他当着谁的面直接夸赞谁，因为他习惯把别人的优点私下向别人传播，而且传播时一般是不笑的。比如在一次活动中，他看到我建立起来的漫画艺委会资料档案比较有条理，并具有一定规模后，冷静地注视了我几秒种，然后把头转向另一位漫画名家低声说了句：“选对人了！”因他说这句话的声音很低，如果我不注意听，就听不见；他那冷峻的神色含一丝转瞬即逝的笑意，如果我不留意看，就看不到。我想，他属于“暖水瓶”类型的人，里面热，外面凉。

  身为漫画艺委会主任的他，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委员头上，遇到较大的事情，他总是逐个打电话征求几位副主任的意见，还认真地询问我的意见和看法。记得他在一次评奖会上提议为一位在某个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漫画家授予“金猴奖”，随后有几位委员谈了缓些年再议此事的理由，他听后感觉有道理就欣然同意了。

  漫画艺委会出版的内部交流报纸《漫画艺委会通讯》的编辑工作虽然由我做，但他撰写的稿件相当多。有一年，我按照中国美协的要求，写了近两万字的《漫画艺术委员会工作报告》，他仔细修改后，在最后一行字的下面公整地补上“撰稿人：郑化改”的字样。

  他就是这样尊重别人的劳动，却抹去自己劳动过的痕迹。

  多年来，每次布置漫画展览，他都亲自参与装镜框、挂展品的劳动，每当参展作品的布置工作接近尾声时，细心的人都会看到这样一幕：王复羊老师把他自己的作品从比较显眼的位置悄悄取下，拿到展厅比较靠后的地方，替换一幅别人的作品……有次，我为了避免他再把他自己的画挂到角落，曾上前阻止，他严肃地说：“你就听我的吧！”这之后，再布置各种漫画展览时我就任凭他安排了。

  在中国美协的编制上，除了美协机关人员有正式编制并在中国文联大楼办公外，各画种的艺术委员会既没有经费，也没有办公室。王老师的家，实际上就是漫画艺术委员会的办公室。他的妻子和儿子充当他的“秘书”角色。儿子常因帮他做工作而耽误自己的事业，他便定期用自己的工资给儿子发工资。他在自己家常年自费给各地漫画家打长途电话，还自费购买传真、复印等器材为漫画艺委会服务。

  有一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中国漫画大展》之前，他悄悄地进行了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不习惯使用电脑的他和他妻子手工制作了２２０多张漫画展品的标签，就是将我以前曾经打印的５号字的参展漫画目录到街上复印门市部用复印机放大成２号字大小的纸片，再用剪子将漫画标题、作者姓名和作者所在省市分别剪成小字条。然后再用小镊子将抹有糨糊的小字条，一条一条粘在标签的不同位置上，可以想见，每张标签至少要粘贴３条小纸片，有不少单个字需要剪下来拼凑，２２０多张标签至少要粘贴１０００余张小字条在粘贴啊！我知道后吃惊地说：“您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这应当是我做的事啊！”他笑着说：“突然想到还应当有标签好，而且还需要有‘中国美术馆’图案的标准型标签，这些我家里有。你离市内那么远，部队工作又紧张，我再让你为这点小事跑到市内多不值得”。

  就是这点小事，用了他们夫妻二人两天的时间。展览结束后，我悄悄地把卸下来的漫画作品小标签摞在一起，用红方巾包裹后作为重要文物珍藏了起来……

  在我没有加入艺委会之前，经常受王复羊老师之邀参加一些漫画活动，当我接触了艺委会的工作之后才知道每次活动需要做的具体事情有多么不容易，才知道艺委会从１９８６年到２００６年这２０年间，王复羊老师所付出怎样的艰辛。特别是那么多的工作是在他身患严重糖尿病的情况下做的，他随身带着医疗针具，每一天要给自己打四针……

  王复羊老师在做大量事务性的组织工作之余，不断撰写漫画理论文章，不断创作漫画。

  对待自己的作品，他从不肤皮潦草，匆匆了事，而是精雕细刻，宛如绣花。他画中的用线从容不迫，自然流畅，落落大方。他的画无论是在构思上，还是在形式上，都经得起读者玩味推敲。最近他由以前的单线平涂转为用水粉颜料精心绘制具有立体感的漫画作品。数十年来，他创作了大量的漫画精品和理论文章，而这些全是在他做大量的漫画组织工作的同时做的。

  就是这样著名的漫画家和漫画活动家，谁要想在各种报刊上寻找到夸赞他的文章却很难。他在漫画艺术委员会的２０年里，为数十位漫画家颁发了中国漫画最高奖“金猴奖”，也为上百位漫画家颁发了各种不同类别的漫画奖项，而最有资格获得中国漫画最高奖的他，却连一项最低的奖项都没得过。我们的社会要是按照获奖的多寡来评判漫画家成就的话，他就属于“不及格”。

  为了工作，他很累、很苦，但他从不抱怨；他的功绩，很多、很高，但他从不炫耀；对待新闻媒体的采访，他只介绍中国漫画界的状况，而完全回避自己的辛劳。曾有家出版社主动找上门来请他写个人传记，免费为他出版，却被他婉言谢绝。

  可以说，他如果不担负繁杂的漫画组织工作，会出版更多的个人漫画专集；他如果不担负漫画评奖工作，会获得很多奖项；他如果不拒绝新闻媒体的采访，会更出名。但他就是这样一位总是躲在帷幕的后面，只流汗滴，不出声响的人。他像“无花果”，只结果，不见花。

  他不随意评判任何事情，更不会信口开河地发牢骚。对于过去他所遭受的冤屈和磨难，他几乎不提。我所能够知道的只是：掏大粪、干农活、读名著。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又使他雪上加霜，日子更加艰难。近年他在与我的一次闲聊中，流露出一句：“曾有过几次濒死的体验”，我不忍再细问下去……

  由于我身在部队，经常遇到做地方的漫画工作与执行部队的任务，顾此失彼的尴尬局面，另外，我身为军人，受部队组织纪律、条例条令的诸多约束和限制，使得王复羊老师做了许多应该由我做的工作，我常为此感到不安。又考虑到现代中国在漫画方面有许多珍贵资料需要潜下心来进行抢救性的整理，因此我郑重地递交了“辞职请求书”。他和当时的副主任徐鹏飞老师对我做了挽留的工作，我还是乘２００６年初漫画艺术委员会换届之际，脱离了漫画艺委会的工作。这时王复羊老师也因年纪过大，身体患有多种疾病退出了艺委会。新一届漫画艺委会主任由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徐鹏飞老师担任；秘书长由比我年轻、有才华，比我更合适的夏大川老师担任。

  这之后，我与王复羊老师仍不断通电话，互寄贺卡和信件资料，就如同还在艺委会时一样，他继续影响着我，无意识地教育着我。

  他对人的真诚、大度和谦虚、低调、与人为善、吃苦耐劳、牺牲自己、顾全大局等品格，是我在漫画艺委会这五年间所得到的最大的精神财富，对此，我的确感到很满足。

  他刚被诊断为肺癌晚期而住院，我到医院看望他，当谈到９３岁的华君武老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很好时，他微笑着说：“前些天，华老在给我打电话之前还专门让他的儿子先‘侦察一下’，看我对诊断结果知道不知道，可见华老的脑子多清楚。” 这句话同时也向我传递一个信息：他很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和病情，来看望者也不必遮遮掩掩、闪烁其辞了。

  由于化疗的原因，他的头发脱光了，消瘦的面部还是那样宁静、慈祥。病榻上的他保持坐姿与来者交谈。重病造成的胸积水、脚浮肿……他不去诉说。

  后来我每次去看他，他都不曾显露出一丝不悦，他从不诉说因疾病或治疗手段给他带来那难以忍受的痛苦，而总是把话题引向身体还不如他的其他病人身上。就像他从来不去向人们念叨他曾经受过的政治磨难一样，而是把他和别人的注意力引向对社会有益的工作，他就是这样的人，一个专门为他人、为社会着想的人。

  在他去世的前几天，躺在病床上的他看到我进病房后，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插在他鼻孔中的输氧管拔下，尔后用很微弱的声音与我对话。

  他依旧保持着他特有的习惯：静静地倾听着对方的谈话，静静地关注着对方的安危冷暖……

  在病魔面前，人的生命是十分脆弱的，７３岁的王复羊老师对此十分达观，他那深邃如古潭般眼神里露出的尽是暖光。其大将风度、大家风范在如此境地和时间段里更加彰显，更加撼人心魄。

  我起身告辞时，已经不能坐起来的他，挣扎着面向我挺了挺脖颈，用他那充满慈祥的眼神向我传递着呵护的信息......

  谁知这一幕竟成了我们的诀别．．．．．．

  让我们记住吧！永远记住王复羊。

  他是这样的人，一位正义、真诚、勤奋、宽厚、仁爱的人，一位躲在中国漫画大舞台帷幕后面的人，一个非常明白“这样好，那样不好”的人、一个具有高尚人格的人……

  做人要做他这样的人。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６日于北京西山